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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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中国的诱惑”,他们把当时受中国革命启发而爆发的西方政治运动叫做“中国的”运动。《中国》拍摄完成后,作为当事方的中国观众却一直没机会看到安东尼奥尼在影片里到底拍了些什么——不论是在32年前批判他的时候,还是后来我们把他当作大师崇敬的时候。他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他自己之所以愿意说这么多话,也是希望能借助这种方式澄清这个话题。但是《中国》拍成后,他遇到了来自当时中国官方和意大利的双重抨击。

(影展前,记者在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帮助下,书面采访了安东尼奥尼,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所限,采访是在安东尼奥尼认可下,由影展策划人卡尔洛·迪卡尔洛与安东尼奥尼夫人代为完成。)

“这一经验绝对是正面的。那五个星期只允许我快快地看上一眼,作为旅行者,我看到了用旅行者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试图把电影观众也带上,可以说是牵着他的手,让他伴随我一起做这个旅行。“如果说我最初的纪录片培养了我拍摄长片,这一中国经验则培养了我用新的方式在我的下一部影片《职业:记者》中使用电影机,即,我让电影机的主观性取代了我自己的主观性。我可以指挥它转向任何我想要的方向,我可以允许自己获得任何一种自由。”

在意中重新建交后,1971年5月21日,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Furio Colombo)。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要求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中国外交部和广电部发出批文,当时官方的邀请函由中国驻罗马的文化参赞正式转交给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1972年5月13日,一支包括安东尼奥尼在内的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一个中国小组的欢迎,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跟随左右,小组成员包括政治负责人、电影专家,还有其他三个人。

在出发前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但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却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马上直觉到这部影片的价值:“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仿佛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既无需与它建立关系,也无需调查它自己与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他的中国根据的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念,而是现实的‘日常性’。”

“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留下的一则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曾不带怨恨、但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这些人不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地侮辱我,所以我找不到人来为我辩护。”

第一,在影片完成的32年之后,这首先是对愚蠢的、激进的查禁的补救,以这种方式来向安东尼奥尼偿还他作为人和艺术家的坦诚和真诚的声誉。第二,人们能看到的这部影片,它拥有的生命力使它继续成为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的爱的表白,对为了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而发动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爱的表白。

今天的这一事件打动了今年已92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的内心。文章摘选自2004年《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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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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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逝世,享年95岁。这位导演和中国颇有渊源,1972年他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在西方世界,该片获得了很高评价,被评为1973年在美国播出的“十佳纪录片”之一,甚至花25万美元购进该片首播权。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该片严重丑化中国人,批判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借机攻击周恩来。

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1971年5月21日,意大利外贸部长访华,随员中有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与世隔绝,美国禁止包括记者在内的美国人到中国旅行,违者吊销护照。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向国内发回报告:鉴于意中友好,并考虑到意大利记者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客观报道,建议同意。经最高层点头,中国外交部向意发出来华拍片邀请。

拍摄中国的任务交给了世界级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摄制组除了他,只有摄影师、助理录音,以及他后来的妻子恩里卡。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旅是他的蜜月之旅,除了收获《中国》,也收获了他一生的爱情。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乘飞机抵达香港,然后乘火车到广州。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回忆:“火车上带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单纯,我很喜欢,扛起机器就想拍。安东尼奥尼不让,说理解再拍。他当时以为机会还很多,后来才后悔少拍了一个城市。”

安东尼奥尼此行的“野心”不小,他计划拍摄半年,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拍摄目标。他想去外国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并拍摄出生与死亡等主题。

但1972年的中国还处在封闭之中,与安东尼奥尼理想的路线完全不同,中国官方只同意他拍摄北京、林县(河南省的,现为林州市)、苏州、南京、上海5个地方,林县还是安东尼奥尼争取到的。刚开始,他被拒绝的理由是那里不通火车,没有酒店,但后来中国官方还是同意了,毕竟林县有值得骄傲的红旗渠(1960年2月开始修建,1969年7月竣工)。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当时讨论拍摄路线天时间,安东尼奥尼最后只好妥协。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红帽子、蓝衣服的工人在罗湖口岸卸货。蓝色是当时中国人衣服的主色,外套是开领的军服式样,妇女穿一侧扣子的高领衬衫,西方裁缝会感觉尺寸过肥。

在西方人眼中,农民的服装更漂亮,黑色的粗棉布,裤子在脚踝束起来。来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认为中国是他心中的童话,黄色河流和沙漠、盐的房子和路。但他看到的中国却不是童话。每天早晨马路被“染”成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色”骑车上班,占据了整条大街,就像八亿蓝色的中国人走过。安东尼奥尼说: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不得而知,我们到中国只是瞧了一眼而已。他什么都想拍,总在摄影师耳旁叫,拍这个拍那个,有时候一天就拍了80个镜头。

影片《中国》的第一部分是北京,小学、老住宅、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棉纺厂等;第二部分是河南林县农村、红旗渠以及江苏的古城苏州;第三部分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最后是中国杂技。影片从《我爱北京》的童声合唱开始,衣着朴素的姑娘、打太极拳的长者、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在广场拍照。然后镜头西行,在新华门前被制止。

当然,也有得到支持的时候。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当时还是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他当时恰好陪同安东尼奥尼在北京拍摄。据他回忆:“我们在王府井拍摄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我们当摄影车。”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中国是谜一般的国度。他不刻意捕捉,只让镜头静静地摇过那个时代的王府井、西四、鼓楼和故宫,以及在长城写生的学生、天坛的游人。他拍了中国安排的内容:工厂、学校、幼儿园的歌声,下课了仍在不同角落读书的孩子——个别胆大的仰起小脸东张西望,公园里的笑脸,人们做操、跑步……最完整的段落是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手术,这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剖腹居然不用麻药,只靠银针止痛!镜头从长长的银针插向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新生命的诞生,几乎像科教片。而安东尼奥尼想拍的葬礼则是用远镜头的。

在小城苏州,当地有名的面店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在看外国人拍摄老百姓吃面条。安东尼奥尼没有拍到婚礼,翻译说这几天没人结婚。在上海城隍庙、茶楼,样板戏音乐创造出神秘的气氛,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望着摄影机。安东尼奥尼想换一个角度拍黄浦江,好不容易说服陪同的中国官员去对岸,但工厂负责人却不同意他们穿过工厂。拍摄中国深层的真实困难极了,“狡猾”的安东尼奥尼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而他居然到了黄浦江上的中国军舰,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军事秘密!

当然摄影机有它的神奇,未经安排的东西常常闯进来。工人下班后留在院子开会,安东尼奥尼偶然看到并拍了下来。在林县,安东尼奥尼让摄影机随意游荡。他们擅自闯入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镜头始终对准村民四处躲藏又满是惶恐的脸。在路上,安东尼奥尼看到有人行动异常,跟了过去,结果拍到“地下”自由市场,与北京大商场的琳琅满目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中的人脸也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中国邀请“左倾”的安东尼奥尼,是想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宣传中国的美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进中国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所以双方的矛盾几乎无法缓和,有时超过了中方能忍受的范围,拍摄只能暂停。过上几个小时或等到第二天再重新开始拍摄。因为最后没有翻脸,安东尼奥尼也就不以为意。短短22天,两台摄影机拍摄了3万米胶片,他都带走了,最后剪成220分钟的《中国》。

1973年1月,《中国》首映式在罗马举行。会上,安氏作了即兴发言:“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这部纪录片被西方舆论称为“诚实的独白”。不久,花了25万美元购买它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并取得非常高的收视率。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抽空看了两次。

不过,苏联却利用该片来进行宣传。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台湾当局也让电视台播放这部纪录片,还规定小学生看完要写观后感。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大型纪录片《中国》。但鞭长莫及,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不过,因为展方的坚持,影片最后还是得以公映。

当时,妄图借批林批孔,给批准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的周恩来加上罪名。还将外交部邀安东尼奥尼来华定为“卖国行径”。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认为影片《中国》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持续了将近一年。其中仅1974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成一本200页、有43篇文章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

批判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落后的一面。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却不厌其烦地呈现当地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老弱的牲口、破败的房屋。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更加古旧,住房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老百姓用钱和票证购物。庄严的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恶意拍摄去附近上公厕的人;十三陵地下宫殿后面接着是一队扛着铁锹的学生,影射中国比几百年前好不了多少。苏州依旧古老,同一条河边,有洗衣、淘米的,也有倒脏水的。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笼罩着浊雾,没有制造万吨巨轮的造船厂,江上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只有小木船才是中国的。他还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歪歪斜斜,又插入一个桥下晾裤子的镜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长镜头死死地盯着从国营食品店出来的老太太的小脚,围观的老百姓衣着不整,表情呆滞。

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的冷静和旁观,与中国当时的纪录电影完全不一样,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如今32年过去,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年11月,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这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映,已经90多岁的安东尼奥尼因病未能出席。那个特定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甚至擤鼻涕、上厕所……令32年后的观众笑声、惊叹声不断,长久的掌声表明,中国人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北方历史名城费拉拉。大学学的是经济学,20岁前倾心造型美术,后来迷上戏剧。曾拍过精神病院的纪录片,这使他提倡内心电影。他先为杂志撰稿,1940年开始拍摄短片,1950年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爱情故事》,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影片对话极少,长时间地固定拍摄和缓慢移动镜头,其导演理念对世界电影艺术影响极大。他的影片《奇遇》、《红色沙漠》、《春光乍现》、《云上的日子》等,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95年他获得好莱坞终身成就奖。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是2004年与索德伯格合拍的《爱神》。

今年第一季度,北京连续出现重度雾霾天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因雾霾移居海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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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自我、自由、乐观并且欢迎改变,疏离宗教、政治和社会,自恋而乐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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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保证金融安全为由,叫停了阿里巴巴和腾讯11日刚刚宣布推出的虚拟信用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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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宣布,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10家公司,已被选定参与投资中国首批5家民营银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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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雷达无所不能。令他们惊讶的是,依靠这项技术至今也找不到消失的MH370航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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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票务公司和个人为了与“黄牛”作斗争,无奈之下也得“以牙还牙”,外挂大战愈演愈烈。[全文>

《新闻周刊》:回顾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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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年届92岁的安东尼奥尼,以《奇遇》(1960)、《夜》(1961)、《蚀》(1962)、《红色沙漠》(1964)感情四部曲的拍摄,奠定了他作为电影国际大师的地位。1972年,安东尼奥尼应中国之邀前来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却在1974年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批判,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文革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对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的过分期待,是非常不现实的。毕竟这部影片诞生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普通人们并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地交谈。而安东尼奥尼虽然是请来的客人,他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们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于是,作为一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如果不是有着特许,这样的拍摄毫无疑问存在个人隐私的问题。

除了再现当时的外交政策,中国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某种看法也许至今也没有改变,那就是“谜一般的国度”。蜿蜒的长城、方正的城楼、太极拳、街头武术、河水流经城市的苏州、交叉花园的窗棂,这些都得到了热情的、赞美般的表现。

然而,如果我们拿安东尼奥尼拍摄的苏州河面上贫困的船工,与他自己完成于1950年的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做个比较,不难发现,对于挣扎在意大利一条名叫“波河”上的人们,导演的眼光有一种诚挚的同情在内,结果展现出来的画面并不“客观”,而是有着导演本人对它们深深的理解,有导演热切地想要告诉人们的东西;但是对于生活在苏州河面上的人们,同一位导演,却失去了那种深切的关注和不懈的追踪,中国这些生活在船上的人们,更像是一道旅游风光。这样的遗憾,责任是要安东尼奥尼本人来承担的。

他是这样描写自己来中国之前的感受和认识的:“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 和关于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认为中国农民“穿着童话般的服装”,真是闻所未闻的想象力。

当然,摄影机这个东西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它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在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行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几乎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当然是安排好的)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小村庄的人们,在看到一群大鼻子的洋人时,所感到的是怀疑、惊惧、害怕和躲避。很多情况下,人们贴着泥土的围墙站着,不后退一步,也决不靠前一步,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来主动说话。有人招呼他们离开,他们就惊跳着往回走,然后躲在遮挡着的某处,只露出半个眼睛。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及其宣传政策的真实写照。

那些在下课时非常有序地倚在不同角落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面无表情地大声朗读课本—那些为他们所不明白的东西。但是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眼前如此人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极大的不满,一副桀骜不逊的模样。

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尼奥尼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自己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谦称;但是作为中国观众,也许用得上这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崔卫平)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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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年届92岁的安东尼奥尼,以《奇遇》(1960)、《夜》(1961)、《蚀》(1962)、《红色沙漠》(1964)感情四部曲的拍摄,奠定了他作为电影国际大师的地位。1972年,安东尼奥尼应中国之邀前来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却在1974年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批判,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文革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对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的过分期待,是非常不现实的。毕竟这部影片诞生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普通人们并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地交谈。而安东尼奥尼虽然是请来的客人,他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们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惟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于是,作为一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如果不是有着特许,这样的拍摄毫无疑问存在个人隐私的问题。

除了再现当时的外交政策,中国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某种看法也许至今也没有改变,那就是“谜一般的国度”。蜿蜒的长城、方正的城楼、太极拳、街头武术、河水流经城市的苏州、交叉花园的窗棂,这些都得到了热情的、赞美般的表现。

然而,如果我们拿安东尼奥尼拍摄的苏州河面上贫困的船工,与他自己完成于1950年的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做个比较,不难发现,对于挣扎在意大利一条名叫“波河”上的人们,导演的眼光有一种诚挚的同情在内,结果展现出来的画面并不“客观”,而是有着导演本人对它们深深的理解,有导演热切地想要告诉人们的东西;但是对于生活在苏州河面上的人们,同一位导演,却失去了那种深切的关注和不懈的追踪,中国这些生活在船上的人们,更像是一道旅游风光。这样的遗憾,责任是要安东尼奥尼本人来承担的。

“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和关于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认为中国农民“穿着童话般的服装”,真是闻所未闻的想象力。

当然,摄影机这个东西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它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在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行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几乎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当然是安排好的)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那些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小村庄的人们,在看到一群大鼻子的洋人时,所感到的是怀疑、惊惧、害怕和躲避。很多情况下,人们贴着泥土的围墙站着,不后退一步,也决不靠前一步,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来主动说话。有人招呼他们离开,他们就惊跳着往回走,然后躲在遮挡着的某处,只露出半个眼睛。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及其宣传政策的真实写照。

那些在下课时非常有序地倚在不同角落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面无表情地大声朗读课本——那些为他们所不明白的东西。但是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眼前如此人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极大的不满,一副桀骜不逊的模样。

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尼奥尼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自己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谦称;但是作为中国观众,也许用得上这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