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大利人拍下了“稍息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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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是意大利的雷锋和鲁迅。特别热心,也挺直率,带有审视意味和趣味主义的一种混合体。”和《中国新闻周刊》聊起老安时,剧作家李静这样说道。她与老安认识了将近十年。在《北京文学》工作的时候,李静做过王小波的编辑。2012年一次纪念活动上,她见到了这个长得有点像憨豆先生的意大利人,并得知王小波生前唯一的那段视频影像原来就出自他的镜头。

但等到七年以后,她才正经八百地看到了老安的摄影作品——那是一场名为“初识中国”的摄影展,展出了他从1981年到1984年的145张照片。其实早在1993年,老安就应意大利文化中心的邀请,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搞过一次展览,然而此后三十载,他却始终不曾为人熟知,作品也鲜少面世。最近一次的露面,还是2021年3月新裤子发行新专辑《爱 广播 飞机》,封面用了他1990年拍摄的首都机场,彭磊特意在微博说了这事儿,留言里没几个在意老安是谁。

“他就默默干活,不太收拾自己的东西,也不想着怎么能够让公众知道。”看过展览,李静心里种下一个念头,一定要帮老安把这些照片出版了:“这样一个在中国待了40年的艺术家,对这片土地很有赤子之心,他的东西不被世人知道,我觉得挺难受的。”联系了数家出版机构,辗转三年,李静的这个心愿如今终于了却了。

老安给这本摄影处女集取名叫“稍息”,因为照片里的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实验刚刚结束,是一段罕见的、短暂的沉静,人们在喘一口气,准备跃入很快来临的商业和消费的癫狂。

这段“稍息岁月”也是他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1981年暑假,老安和几个同学自费参加了南京大学举办的汉语学习班。那是一趟马可·波罗式的旅程:他们先从米兰坐火车到加来,又乘渡轮到多佛,再坐火车到伦敦,然后登上人生中第一班飞机去香港,再搭气垫船到广州,紧接着又是飞机加火车才到达最终目的地。

虽然已是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三年级学生,中国之于彼时的老安却仍旧是一个“盲区”。“学过的东西跟现实没多大关系,我们学的都是孔子孟子什么的。”他突然露出一个顽童般的笑脸,然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大学第一课学的是《孟子·梁惠王》,复印的繁体字原文,好些地方黑糊糊一块,根本辨别不出来,于是第二天每个同学讲出的故事都不一样,全是自己编的。“后来还读过鲁迅,以至于刚来中国时,我嘴里说的都是‘忘却’这种词。”

除了遥远的语言,这片东方土地留给意大利人最新鲜的印象,只剩下“左”派宣传里的革命符号。即使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老安也觉得不过是一套既有电影模式下的有限呈现,“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用这种方式记录中国,所以变得非常宝贵”。

老安想拍出一个从未被看见过甚至从未被想象过的中国。自从初二的一门实践课让他迷恋上摄影后,他就确认了这将会是自己此后一生观看世界的方式。这次来中国,他带了几大卷百米长的胶片,只在南大待了6个星期,便云游而去,四处捕捉他眼中难以抗拒的景象。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透明的环境,所有东西都摆在外面,能找得到人的状态。” 老安仿佛寻到了一个属于摄影的天堂。为了摆脱“洋鬼子脸”给拍照带来的不便,他可以花上几个小时静静等待着人群消磨完围观的好奇心,或者乔装成各种身份,以一种极其低调的姿态隐匿于人群。可惜学习班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探入中国的触角没来得及伸展得更广一些,便不得不“打道回府”。

一年后,北外、复旦和山东大学三所高校开放了16个公费留学名额给意大利。老安立马提交了申请,然后幸运地成为4名复旦学生之一。当时的留学生,每月有140元生活费,远远高于中国普通工薪收入。老安把这笔钱大部分都花在拍照和旅行上,两年时间里,他去了苏州、成都、昆明、厦门等地,甚至连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三亚也偷偷溜进去过。宿舍的衣柜被他当成了暗房,曝光过的胶卷就在这块狭小缺氧的黑暗中变成一张张底片。

“中国是一个故事驳杂、场景纷乱的宝库,我感兴趣的是去发现它们。”尽管异域的新奇与创作的构思无可避免,老安的镜头本质上却是“漫无目的”的,如同陈丹青说“所有画面只是‘遭遇’‘看见’,就像你我注意到什么时,脚步与目光,停了下来。”他无意于表达或者阐述,也不急着给出什么解释,他只想慢慢吸收现实,“等待时间以其自行的流淌来渗蚀无法沟通的石壁”。

时间的确赋予了往日现实以意义,四十年后,一帧帧定格俨然长成了一副心史的模样。余华说,在老安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顾铮也说,老安用照相机插入现实的瞬间,抽出和保留了某个时代的某个时刻的气氛,从而可以据此确认时代。事实上,从布列松、马克·吕布、刘香成,到任曙林、秋山亮二,老照片在今天的中国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情,甚至去年出版的一本《佚名照》,1500张从废品站旧货摊捡来的寻常照片,也点燃了一炬感动的温度。李静觉得,这是对记忆的一种饥渴,尤其当生活被大量虚拟信息包围,真实的感受和印象就更显得稀少和模糊,“而且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得面目全非了,人的表情、个性、价值观也都变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寻找旧时光的冲动成了人的一种本能”。

不过老安不太认可这种怀旧情绪。他在那个“稍息岁月”里自得其乐过,也庆幸自己见证了中国在全球技术化时代的童年,但他并不想回去——“回到那个时候可能我就回国了”。

“正好是那个时候。早一点肯定留不下,像我的老师就没有机会;在我之后留学生当然更多,但条件不如我,我那时因为刚刚开始,人家抢着要我。” 结束了复旦的学业,老安回去服了一年兵役,之后在意大利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德兴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面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向外资敞开的巨大市场,德兴也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老安人尽其才地成了办事处第一个员工——而且是首席代表。

回想起香港的日子,老安脸上浮现出些许意犹未尽之态。“那时意大利最高的楼是米兰中央车站旁边的倍耐力塔楼,也就100多米。我香港的办公室在金钟,周围全是摩天大楼,从办公室窗口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船,看到飞机降落在对面的九龙,看到英国海军基地里的军舰和直升机。生活也特别方便,不夜城嘛。我同班同学在北京找的工作,晚上六七点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时差经常得加班,连一个饭馆都找不着。所以他们很多回去了,再也没回来,觉得苦得不行了。”因为经常要到内地谈业务,老安也顺便享受了更多旅行的机会。他后来写过,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自由,恍若天外来客般畅游在大量符号、什物、楼宇、食品和人物之中。

但这种日子没过太久也就厌倦了:“三年以后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封闭,就这么一点东西。”老安有个大自己14岁的舅舅,曾经是深受“六八运动”影响的激进青年,少年时的老安常常偷他带回来的“左”倾杂志看,渐渐地也被威廉·巴勒斯、凯鲁亚克这些人征服。他喜欢这帮家伙离经叛道的气质,更向往开着车在路上的感觉。

1990年,老安搬到了北京。他花两万五千美元从劲松的北汽厂买了一辆切诺基,开着它恣意穿行,常常在高速路上用190公里的时速超警车。比起当初琢磨各种办法骗车票的旅行,自驾的兴奋简直无以复加,更为从心所欲的线路和随走随停的自由也让他镜头里的中国变得更广阔更多元。他呵呵地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昨天还开玩笑,有个朋友老看手机走了多少步,我说我那个时候要是有手机,机器肯定爆了,没有10万步都不算个人了。那个状态是永远都 ‘饿’,各方面的饿。”

在那个私家车还属于稀罕物的年头,这辆切诺基也帮老安“拉来了不少人缘”,搞建筑的张永和,拍电影的张元,写小说的阿城、余华、王小波,跳舞的金星,画画的汪建伟都成了他的朋友。“我一个外国人比他们都有钱,很容易请客,我有车,要去哪儿就坐,有些场面,他们也希望有个外国人在,不管说话不说话,反正有这么一个形象。”1994年,他还跟艺术家刘小东、冯梦波等成了邻居,十几个人在东郊的十八里店盖了几间自建房。如今,当初的大部分人都搬离了那里,老安没走,这一点上他倒不像一个垮掉派,而且看起来好像还有那么点念旧的意思。

这两年因为疫情,老安没怎么出去跑。除了周末跟家人在一起,基本都待在这栋老房子里,整理1987年以来的几百张照片。从前他不太喜欢打理这些,拍完了就扔在那儿,然后接着去干新的事儿。

除了照片,还有好些视频素材。90年代开始,他逐渐向动态的影像转移,跟林兆华、李六乙做过多媒体戏剧,跟徐星拍过宋庄,跟彭磊“票”过电影,也帮电视台弄点专题片什么的,更多的私人素材则一直堆着,堆得存储设备都换了好几茬。“我最近把2000年到2010年的一些磁带进行数字转化,有时候特别感动,想流泪。跟现在对比,那个时候人的交流怎么那么自如啊?社会各层面的关系那么融洽,渴望交流,渴望互相理解。现在怎么变得那么郁闷?”说起这话时,老安的嘴角依然挂着笑意。

他还讲起了自己没能实现的一个计划:“我以前想拍发烧友。那时候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都是疯疯癫癫的,有一个特别执着的兴趣,不分文化水平、不分社会阶层也不分贫富。你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穷的人跟一个富翁,在兴致勃勃地谈他们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通过这些人可以做北京的一个剖面。但是后来北京变了,发烧友也淡薄了,见面很少,都在网络上。这你还怎么拍?”

“有一点点遗憾吧。”这回,老安没有再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语气,风淡云清。

老安一直没给自己取过中文名,“老安”只是朋友间的一个称呼,证件上写的仍是“安德烈”三个音译的汉字。他觉得跟那些汉学家一样搞得像个中国人有点做作,何况自己不可能也不希望完全同化。

他也没给儿子和女儿取中文名。但不同的是,两个孩子是拿北京当故乡的。其实意大利与老安自己的连接,如今也在变得微妙。母亲前年过世后,他突然找不到必须回去的理由了:“以前最少一年一次,现在没什么迫切的必要了。我可以说意大利是一个特别好的度假地,也许会去旅游。当然它是我的摇篮,这是不可能取消的一种关系。”

母亲是老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跟着母亲长大的单亲孩子,“卡瓦祖缇”这个姓也是随母亲的。费兰特大名鼎鼎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有个女孩叫莱诺,在那个仍旧保守的年代,通过教育和文学走出了小镇。老安的母亲本来可以是另一个“莱诺”,她也上了大学,分数还始终排在第一,只是生下老安以后,她无暇再完成论文,也无法毕业,只能干些低工资低地位的活计,紧巴巴地过日子。但对于儿子的成长,她力所能及地给予着鼓励和支持,即使后来老安要读中文这么一个没什么出路的专业,她也毫不反对。不过她不知道的是,其实儿子对大学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他只是想替母亲圆一个梦。

母亲是学哲学的,尤其喜欢德国哲学。老安最近在听陈嘉映的音频课,他觉得母亲应该跟他聊一聊,“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

来不及的事也许会越来越多。老安今年62岁了,尽管精力体力还没显露出什么问题,但他也承认对于一件事的投入,没有原来那么埋头了。眼下,他想拍几部纪录片,探知线上和线下两个平行世界的关系——他有点看不懂这个属于网络的时代了。

“我很早以前有个想法,沿着108 国道从北京走到昆明。现在高速公路基本布满所有地方,国道好像有点被废弃了,但它还是连接着大小城镇和乡村,仍然是一个观察世界的好的角度。沿这个路,可以看线上线下的关系。比如现在主播哪都是,在他们的生活里这两个平行时间占的比例是什么样的,那些线上的粉丝,线下又跟谁交流;再比如线上的世界,小地方大城市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你不知道那些人在哪,直播有些是讲本地的事,有些完全没有地域特色,甚至为了省钱从大城市跑到小地方,可以看看一般的老百姓和主播跟他们周围环境的关系。”

不过到目前为止,老安还没有为此做什么实际准备。“我是比较无忧无虑的一个人,不太做计划,更受不了任何人来指挥我支配我。但挺神奇的是,我这辈子其实从来没有操心过钱的事,一直没发财,也一直没有钱的顾虑。”老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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